上海哪里可以鉴定民国官窑瓷器

民国时期，虽然官窑体系崩塌，但一些统治者为装点门面，专人设计样式，制作瓷器，其质量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，因此这些瓷器被称为 “现代官窑”“民国御瓷”。从现存实物看，民国早期的袁世凯、徐世昌、曹锟等高统治者，都特制过瓷器，其中以袁世凯特制的 “洪宪瓷” 为有名。“洪宪” 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用年号，他效仿以往皇帝，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备用。为此，他从故宫选出雍正、乾隆、嘉庆等各朝瓷器做样本，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，还想重建御窑厂。有一种说法是，原定生产四万件瓷器，但因时间等原因只完成了六千件。这批瓷器除增加新造型外，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，且彩绘比清代瓷器。为袁世凯特制的 “居仁堂制” 款粉彩瓷器，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。袁世凯灭亡后，主事者为收回本钱，将未烧成的 “洪宪瓷” 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、乾隆等不同年款，所以这批 “洪宪瓷” 中有些造型、工艺相同，但底款不同。后来有人将一批 “洪宪瓷” 转往香港，香港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将这批共六百余件的 “洪宪瓷” 悉数购得。1959 年国庆十周年前夕，杨铨把家藏的 5542 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人民，其中就包括那六百余件 “洪宪瓷”。

1915 年 12 月，袁世凯称帝，改国号为 “洪宪”，尽管其皇帝梦仅持续了 83 天，但却催生了一批在民国瓷器史上品质的仿古瓷 —— 洪宪瓷。
1916 年初，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（字世五）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。郭葆昌出身古玩行，对瓷业有一定了解，且怀有振兴瓷业的志向，他到景德镇后，利用江西瓷业公司的实力，重金聘请原御器厂的各类高手，包括造型、上釉、绘画、填彩、焙烧等方面的名师，选用精良的瓷土、彩料和燃料，仿照雍乾官窑粉彩瓷器进行实验制作。为了烧制这批瓷器，袁世凯不惜工本，投入了 140 万大洋，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。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，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，不过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。但无论数量多少，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相当高昂，相比之下，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，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，由此可见洪宪瓷制作的程度。

民国官窑瓷器仿古色彩较重，是中国仿古瓷历史上的高峰期之一，以仿历代名窑作品为主，尤其以仿清康、雍、乾三代的瓷器为常见。常见的有仿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的青瓷，仿隋、唐、五代的白瓷，仿宋代汝、官、哥、定、钧五大名瓷，仿元代青花瓷，以及明清的青花、五彩、斗彩、粉彩、珐琅彩及单色釉器。民国初期，景德镇的仿古瓷作坊遍布街头里弄，在南门码头的黄家洲还形成了仿古瓷集散地。这个时期大量的仿古瓷集中在仿明清各朝代的官窑瓷器上，多的要属康、雍、乾三朝的瓷器。

民国瓷器不再以改进胎、釉、彩等原料为目标，甚至也不再以工艺、技术改进为目标，而是专以绘画水准竞高下，形成了夸耀瓷绘技艺而不是制瓷工艺的趋势。这一时期瓷器装饰上仍以青花、粉彩、五彩为主流，器物形制上基本沿袭了晚清的风格，但造型上比晚清瓷器要纯朴平直些。装饰题材广泛，款识也是历朝都有，尤以清代乾隆为多见。总体上来讲，民国时期的民间仿官窑器其面貌不及原御窑仿前朝的精良，但民国初出现的 “古月轩” 瓷器，则是以仿清康雍乾瓷胎画珐琅的面目出现的。

到了民国晚期，由于工艺操作的机械化程度提高，坯胎变得整齐划一，厚薄均匀，切割，胎土细润，铁星减少。同时，窑炉和燃料的改进使器物受火均匀，胎土瓷化程度提高，不易变形，胎体坚致。如江西瓷业公司生产的部分瓷器，采用了机械制坯等工艺，其胎质就具有这样的特点，上手时能明显感觉到胎体的规整和坚致。
现代仿品的胎质往往坚密而生硬，分量或轻或重，与民国时期真品的胎质有明显差异。一些仿品为了追求重量上的相似，可能会在胎土中添加杂质，但这样会导致胎质的质感和色泽不自然，缺乏真品的细腻和温润。

民国官窑瓷器的款识具有重要的鉴定价值。“居仁堂制” 款瓷器是袁世凯任大时的瓷，其款识多为楷书，字体规整、端庄，笔画粗细均匀，书写流畅自然。“居仁堂” 三字的结构严谨，比例协调，其中 “居” 字的一撇一捺舒展有力，“仁” 字的单人旁和右边的 “二” 字搭配和谐，“堂” 字的上半部分笔画紧凑，下半部分的 “土” 字横画平稳。
“静远堂制” 款瓷器为徐世昌，其款识风格仿雍正朝，字体较为纤细、秀丽，具有一定的书法韵味。如 “静” 字的青字旁线条流畅，“争” 字的笔画略显修长，整个字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；“远” 字的走之底写得灵动自然，“堂” 字的结构紧凑而不失大气，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情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