邵阳珠山八友瓷器作品哪里可以鉴定

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，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就成为权贵富豪、商贾文人和广大民众的货，成为收藏家们追慕的奇珍。但在解放后至七十年代的三十余年里，由于诸多原因，对“珠山八友”宝贵文化遗产的挖掘、收集、保护和研究，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，导致流失和损毁，一度成了文物领域中很少有人问津的“冷门”。八十年代以来，人们在收藏明清官器十分难觅的困境中，逐步把目光转向“珠山八友”瓷画，至今已成为文物收藏领域的“热门”。九十年代末，随着“珠山八友”作品“鉴尝画册”的陆续问世，知识逐步普及，其作品的经济价值不断攀升，一些窥机制作膺品以谋巨利的人开始进行仿制，有的还招罗人才，组织队伍，进行批量生产，使仿品充斥市场。面对鱼目混珠、真膺交杂的瓷画市场，人们期盼有“一面镜子”、“一把尺子”，使辩真去伪有一个依据。我们二十余年的实践经验，汇总对此有研究的学者的观点，编撰此文，供奉读者，旨在抛砖引玉，与广大收藏爱好者一起学习研究，求实探真，共同提高。

当前在“珠山八友”瓷画的收藏圈内，入门者日见增多，这些瓷画爱好者因涉足时间短，所见实物少，知识相对缺乏，容易凭感观直觉轻率判断，听信社会种种流言，盲目从事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误区，把膺品当真品，把真品当膺品，在真假判断中迷失方向。经多年实践的广泛接触，多方的考察了解，归纳起来，大体有六个方面引起重视。

误区之一，以框架新旧优劣论瓷画的真伪。框架是瓷画的包装物，便于瓷画悬挂或摆放，框架材质和工艺的好坏是由使用者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品位所决定的。框架是可变之物，随着时空变迁，因自然或人为等因素造成损坏，更换新的框架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框架虽与瓷画是一个结合的整体，但没有真伪的内在联系，老框装新画，新框装老画都可能出现。现在景德镇一些仿制者为俺人耳目，煞费苦心，去民间收集老框，用来包装仿品，蒙骗收藏者，切莫上当。

徐仲南（1872-1952年），青年时画人物，中年习山水，晚年专攻竹石。绘竹苍劲挺拔，枝干遒劲有力，错落有致，竹叶聚散得体，萧疏纵逸。颇有劲节凌云之气韵，竹下多见溪边奇石，与竹浑然一体。常见用印有“之印”、“仲南”、“徐印”等。

邓碧珊（1874-1930年），擅画粉彩鱼藻，有水墨画意。游鱼水藻以艳黑勾描，水藻丛丛相交有序，用绿色晕染，从内到外，绿色由浓到淡，游鱼生动自然，柔中有刚，刚中见柔。从背到腹，色彩由浓到淡过度自然。多见数鱼同池，自由自在游而不散。常用印有“邓氏”、“碧珊”、“小溪钓徒”、“之印”、“邓碧珊画”等。

田鹤仙（1894-1952年），早年学绘山水，晚年专攻梅花。喜用斜线构图，偏锋用笔双勾树干，梅朵双勾着色，花型正、侧、仰、背、朝向生动。常用印有“古石”、“鹤仙”、“田印”等。

御窑厂实则上在道光时代，就显出了它衰败的迹象，清代的瑰宝级产品，几乎都在道光前就完成了。咸丰年间，太平军打入景德镇，在御窑厂烧了一把大火几乎把御窑厂击败，1910年成立的江西瓷业公司和1920年成立的“瓷业美术研究社”，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。1928年初，景德镇的“红店佬”画人物的王琦、王大凡，画山水的汪野亭，画雪景的何许人，画鱼藻的邓碧珊，画花鸟的程意亭、毕伯涛、刘雨岑，“取花好月圆，人寿年丰之意”“月圆会”，雅称“珠山八友”。后有徐仲南、田鹤仙加入，故“珠山八友”又有十君子一说。

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具有东方文化的特质，具有文化的精神，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儒、释、道精神的缩影。同时，“珠山八友”的陶瓷装饰水平大大超过了官窑瓷器。官窑瓷器将器皿各个部位画得满、画得繁，而“珠山八友”的作品是根据器皿不同的造型来展开装饰和构图，使装饰部分恰到好处地融入器皿整体的关系中。如王大凡的通景人物瓷瓶《木兰归故里》，画中的人物与环境主次分明，空白的处理大小有别，首尾相接。如刘雨岑的粉彩、黑彩描金瓷盘，颜色的艳丽不亚于官窑，比官窑更雅致。

珠山“八友”其实实为10人。成员有：王琦、王大凡、汪野亭、邓碧珊、毕伯涛、何许人、程意亭、刘雨岑，再加上徐仲南、田鹤仙。“珠山八友”指一个群体，而不是确数。他们也不全是江西人，其中王大凡、何许人、刘雨岑3人都是安徽人。这其中年龄大的徐仲南生于清朝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，比年龄小的刘雨岑年长32岁（刘雨岑生于1904年）。珠山八友虽为一个群体，但各人艺术风格迥异、特色鲜明。譬如：

1、王琦瓷绘人物，汲取了黄慎的写意手法，表现人物的衣纹和风姿，获得颇为奇妙的效果；

2、王大凡不用玻璃白打底，直接将彩料涂到瓷胎上的落地彩技法至今影响着景德镇陶瓷艺人；

3、邓碧珊是个在瓷板上描绘人物肖像的瓷画家；

4、汪野亭在前人的基础上，以国画的泼墨法，在瓷器上绘山水，同样出现墨分五色的中国画效果，给景德镇陶瓷的山水作品注人了生机；

5、刘雨岑凭借自己深厚的功底，创“水点”技法，在景德镇陶瓷粉彩艺术上产生了的影响，这种技术后来运用于烧制毛瓷，被誉为当代官窑。